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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天,想要看电视简直太方便了,想看什么都能随时找到。可是要是放在几十年前,能有电视看简直是个奢望。
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1964年冬天。那天晚饭后,妈妈带着我去她工作单位——通州镇卫生院南院儿看电视。通州镇卫生院是现在的新华医院的前身。那个小会议室里放着一台北京牌的黑白电视机,是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。电视机被放在一个高高的柜子里,平时都锁着。你或许会问,这电视机名字里有北京是不是北京生产的?其实并不是。根据历史记载,1958年3月17日,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子管电视机在天津无线电厂研制成功,并试播,命名为北京牌。到了1980年10月,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也在天津无线电厂建成。早期,中国的唯一电视台是中央电视台,最初叫北京电视台,成立于1958年5月1日。试播四个月后,中央电视台于9月2日正式开播,每周播出四次,每次播两三小时。到了1960年代,央视逐渐有了十几个固定栏目,每周播八次,星期日上午还会增加一次。直到20年后,中央电视台才正式改名为现今的名称。1979年5月16日,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。而到了1994年,通州电视台也正式开播了。那时,赵忠祥、李娟和沈力等电视播音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尤其是赵忠祥,邻居张姨的小弟弟长得和他几乎一模一样,大家都叫他老舅,但他后来参军去了。那天晚上,电视台播放了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,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制作,年纪比我大整整一年。几年前,我和爱人去了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外景拍摄地——辽宁兴城,见到了电影中那些熟悉的城墙、城门和街口牌楼。那时,年轻人一到晚上就会找各种方式去看电视。在县城里,只要有电视机的单位,天黑之后,门口总会聚集三三两两的人,大家都渴望能有机会看一场电视。而电视天线杆就像信号一样,对大家说哪里有电视看。电影预告也会出现在报纸上。
镇卫生院南院的门口有两扇木门,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会把门锁起来,只有右侧的小门可以通行。一天傍晚,院子门口聚集了不少人,大家都想进来看电视,有些人甚至和值班人员发生了争执。也有人请求值班人员让他们进去。出于安全考虑,值班的始终没开门。但过了一个多小时,看到门口的人少了,依然有一些坚持等着看电视的,于是就打开了小门,允许他们进入。
1975年,我来到乔庄村南的通县五金厂工作。厂里大礼堂的东墙上有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,平时会锁在高高的电视柜里。因为我经常住在厂里,厂领导让我负责开关电视。有段时间,我看到《北京日报》上的电视节目预告,就请厂里擅长画画的商士江师傅在小黑板上写出当天的节目安排,放在大门口,工人们来食堂打饭时就能看到。晚上,住在厂里的职工、铁道兵的职工,还有乔庄村的村民,都会聚集在大礼堂的电视机前看节目。每当有好电影播出时,观看的人就更多了。村子南大街的茶馆,白天可以喝茶看小人书,晚上则会放电视,一毛钱一次,屋里放电视时得拉上窗帘。有些人看到电视放映,就会坐在门口,哪怕是大冷天,穿着棉衣,带着手套,坐在门外也不愿错过节目。
我们家住在县综合商店西边,院子比较小,南北长,东西窄,西边的房子是正房,北边有几间屋子。那时,西厢房里有台黑白电视,晚上电视播放时,我能听见里面的声音。每当听见电视里传出声音,我就忍不住爬上自家房顶偷偷看电视。有时候,邻居大哥看到我在房顶上看电视,用手电筒照我,我总会被提醒别做危险的事情。那几年,我经常爬房顶去看电视,虽然挨了不少批评,但还是乐此不疲。
进入80年代后,市场上出现了更多品牌的黑白电视机,比如牡丹、飞跃、金星、凯歌等。当时,购买电视需要有指标,不少人通过种种途径找人帮忙购买。我结婚第三年,用积攒的钱和工业券托同学张星帮我买了一台9英寸飞跃牌黑白电视。那时,电视的尺寸是以英寸为单位计算的,指的是屏幕的对角线长度。跟着时间的推移,我家又陆续换了牡丹、康佳、昆仑、海尔等品牌的彩色电视和液晶电视,安装了有线电视和高清机顶盒,电视图像变得更清晰,频道也变得更多,还可以回看节目。坐在沙发上,躺在床上,用遥控器就能通过你自己的心情随时切换频道。过去,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得竖起高高的天线杆。有的天线是毛竹做的,有的是铁管子。天线上装着铝板做的室外天线,连接着蓝色的馈线。这个馈线是电视机与天线连接的信号线,颜色和规格各异。可是这种信号线很容易受到干扰,刮风下雨或者阴天时,电视信号不稳,屏幕上会出现雪花和噪音。为了获得清晰的信号,人们常常需要调整天线杆,直到图像回到正常状态。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,电视信号线逐渐被同轴电缆替代,接收效果也得到了显著提升。记得30多年前,有人曾说过,将来电视机能够挂在墙上看,那时我真有点不相信,但今天,这已经是现实了。随着电视技术的慢慢的提升,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也不断推出更精彩的节目。电视带给人们的,不仅是新闻和娱乐,更是无尽的想象和连接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加多